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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见||方梦之 傅敬民:振兴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应用翻译研究

时间:2019-10-23 16:06:00   阅读:1465  
[摘要] 这就是我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翻译史研究的缘由。一般认为, 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肇始于1938年民国作家阿英的《翻译史话》, 至今不足百年。文学翻译史研究热门, 科学翻译史研究冷清, 是不争的事实

资料来源:外语

出发地:烟台益博田芸公司

关键词:科学翻译史;科技翻译;研究方法;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开始,中国科技翻译开始形成。西学东渐主要是由中国官员、大臣和西方传教士中有见地的人组成的。前者以徐光启(1562-1633)、李治钊(1565-1630)等为代表。后者由利玛窦代表。晚清时期,许多翻译机构相继成立。科技翻译的高潮又来了,出现了一批智者,包括徐寿(1818-1884)、华方恒(1833-1902)、严复(1854-1921)等。自民国以来,中国的科技翻译运动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意义越来越深。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团体已经成为翻译运动的主体。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学家兼翻译家朱光潜(1897-1986)、哲学家兼翻译家何林(1902-1992)、社会学家兼翻译家费孝通(1920-2005)等。纵观中国翻译史的研究,明清时期科技翻译有很多记载。矛盾的是,对于自民国以来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科技翻译运动,它却含糊不清。年龄越近,历史的回声越弱。这就是我们提议振兴科技翻译史研究的原因。

一、出版翻译史概述

近30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史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翻译史具有学科意义的研究始于1938年的民国作家阿英,至今还不到100年。秘书介绍了陈青雪、林纾等人的翻译贡献。因此,我国翻译史研究大多走文学翻译的道路,关注文学翻译家及其翻译,尤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人。

新世纪以来,除了历史悠久、结构广泛的历史著作外,文学翻译家的个案研究也日益突出。案例研究深入探讨了人事细节,以“碎片化”的方式将译者的生活和作品作为翻译的主线,聚焦于一些著名的文学翻译名人。研究对象是聚类和重叠的。在作者统计的38部翻译作品(1982年至2017年出版)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文学名人写的。此外,根据近年来博士论文的统计,“林纾研究6篇,林语堂研究5篇,许渊冲研究4篇,鲁迅和周作人各研究3篇。这些研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间隔,但严格来说,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有一定的重复和趋同性”(Murray,邹兵,2014)。

作者还统计了1989年至2014年间出版的34种翻译史书(全史、断代史、分类史等)。),其中13种有明显的文学翻译史,约占2/5。如《中国翻译文学史纲要》(陈玉刚1989)、《1949-1966年中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志立1996)、《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论》(郭李嫣1998)、《五四以来中国英美文学翻译史》(王建凯2003), 《德国文学史的中国翻译史考证:晚清民国时期》(魏茂平2004)、《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简查健、谢天珍2004)、《中国翻译文学史》(孟赵一、李在道2005)、《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俄罗斯汉语翻译文学研究》(李进2006)、《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1966-1976)》(马世贵2007)、《浙江翻译文学史》(李进2006) 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1895-1911年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王小源2010)、《中国英语诗歌翻译史》(张旭2011)、《中国东方文学翻译史》(孟赵一2014)等。 在分类史上,只有两种科技翻译史,即《中国科技文献翻译史稿》(李楠秋1993)和《中国科技翻译史》(李楠秋2006)。

作者以“文学翻译史”为关键词,查询了中国知网近期的期刊文章,共获得3771篇文章。以“科学翻译史”为关键词的文章只有359篇(截至2017年8月5日),以“科学翻译史”为关键词的文章有2291篇。文学翻译史研究热,科学翻译史研究冷清是不争的事实。翻译研究是外语和文学的一门学科,翻译史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就中国外语学者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而言,文学翻译史比科学翻译史更受重视是合理的。

第二,翻译史研究中忽视科学的倾向

从上述34部翻译史的分类可以看出,文学翻译史是独一无二的,充满了枝叶。科学翻译的历史只有一对,只有一个影子。无论从翻译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繁荣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还是从翻译实践的数量来看,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差距。诚然,不同类型的翻译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和要求,不能以绝对数量或简单的结构平衡进行比较。然而,集体无意识倾向更重视文本而不是理性,这一点突然变得明显。

一些翻译兼容艺术和科学,自由驰骋,从博客帖子中学习。这时,文学翻译成了焦点。当时或以科学翻译为目标,很难将他们列为文学翻译家或科学翻译家之一。

译者吴均(1881-1940)是继严复之后最成功的传播西方理论和翻译西方作品的翻译家之一。马吴均一生出版了40部翻译作品,包括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应用技术。他已经翻译了至少六七部文学作品,但是有许多体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他的翻译才华横溢,已成为典范。然而,总的来说,文学翻译不是他的主题。他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翻译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数学、物理和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力学等。他的翻译在我国的许多学科中都是开创性的,如涵盖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的社会科学翻译。马吴均是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倡导者,是文学中第一个提到《共产党宣言》的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达尔文思想的学者之一。然而,国内学者却偏向于某一个角落,关注他们的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最近,作者对马翻译的研究进行了部分综述。以“吴均哀悼希腊”为关键词,他在过去的30年里只统计了36篇期刊文章。研究主题包括《伤逝的希腊》马译本的比较、风格与技巧的研究、文学意义的阐释、社会影响的追溯、价值取向的认同等。有许多重复的话题和相同的观点。学者们煞费苦心地研究《伤逝》翻译中的得失,津津乐道吴均的文学翻译成就,一见钟情。他对自己大量的科学翻译视而不见。

周徐良(1905-1984)经常被贴上文学翻译家的标签。他的教育背景是物理和化学、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尽管他对文学翻译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他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翻译是不可忽视的。从1933年翻译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基思(Keith)的《神秘的宇宙》到1983年出版他的最后一部译作《西诺斯罗普郡的少年》,他从事翻译实践已有半个多世纪。他于1957年翻译了凡尔纳的《地平线上的光》,并于1958年9月至1966年4月创办和主持了《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该杂志已出版了124种现代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译文。他负责杂志手稿的选择、审阅、校对和修改,每月60,000字。从成立到1966年4月,没有中断过(周徐良2007:241)。周徐良合作翻译了《现代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丛书》、《现代西方逻辑发展纲要》(1960年)、《美学三讲》(1965年)、《哥白尼和托勒密两个世界体系对话》(1974年)、《自然科学史》(1977年,周徐良的主要学派)、《作为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1980年)等。他是一个真正的翻译,与艺术和科学兼容。

严复(1854-1921)文学造诣极高。他写了一些诗,如余茂堂的诗集和阎道济的诗集,但他没有作家的头衔。他没有翻译文学作品,开创了不把文学作品翻译成文学翻译史的先例。严复在任何文学翻译史上都被视为神。他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经典的经济、政治、科学和哲学原理,并推动了我们社会的进步。严复不是一个比文学翻译家更好的文学翻译家,因为他的翻译语言古雅、高雅。他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已经被翻译界普遍遵循了100多年,有着细腻的原则和伟大的思想,没有任何困难。然而,追根溯源,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思想并非源于文学翻译,而是源于他的西方翻译。译者对“信、达、雅”这个词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们来自西方,与泰勒的三项原则有着相应的关系。有人说,线索可以在佛经序言或六朝佛经翻译中找到。有人说它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或文章研究等。然而,没有从科学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解释他的“信、达、雅”翻译思想。如果我们能从科学翻译的角度继续深入探讨,或者我们能找到更多关于科学翻译的信息,这是名副其实的。

《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杂志。它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从1904年3月到1948年底连续出版。它有44卷,819个数字和20,000多篇文章。《东方杂志》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播西学,引进西方新观念,引进外国科技和社会文化。“20世纪中国人关注世界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陶海洋2017)。“在这一时期(指1904年3月至1911年2月——作者),除了少数用文言文翻译的文学作品外,科学翻译具有绝对优势...在第7卷第12期之前有418个科学译本,前四名是《工业》(144)、《物理与化学》(99)、《医疗与健康》(75)、《军事》(40)》(侯杰,2017)。崇尚工业,传播科学精神,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反映了杂志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政治态度。然而,“迄今为止,对东方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上,往往忽略了杂志的科学翻译话语。”(侯杰2017)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学和历史资料,忽略了广泛的科技翻译,寻找道并获得道,寻找历史并获得历史。

从上面可以看出对科学翻译史研究的蔑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有其自身的历史惯性,导致翻译史整体结构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就个别学者而言,中国严格的文科学科教育使学者(尤其是外语学习者)远离科学技术,视科学为陌生人。

3.振兴科学翻译史研究

翻译研究的范围和翻译史一样广。翻译的历史应该支配宗教、文学、科学、人文、口译等。,不应该被忽视。王建凯指出:“中国近代的翻译活动一直与社会各方面紧密相连,但翻译史上的研究者大多集中在文学等学术领域,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在其他领域还有许多翻译事件需要被发现。”(王建凯2007:56)

在我国翻译史上,明末清初和晚清是两次翻译高潮。有许多科技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的记录(包括他们与耶稣会士的合作)。然而,在民国时期,关于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科技翻译运动有很多记载,对于翻译界的佼佼者却鲜有赞誉。从清末到民国初中期,是我国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出版的翻译书籍中,科技翻译作品占绝大多数。在此期间,一群有识之士从国外归来,带来了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时尚。他们把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引入西方社会的做法一个接一个地重复着。他们的翻译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涉及面广,翻译形式多,参与者多。据1921年至1940年20年间出版的新书统计,在20,000本书中,有4,159本被翻译,季刊英文版包括1935年至1940年的1,140本译文,共计5,299本(王可飞1997:183)。其中,文学类图书1462种,占27.6%,超过1/4。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总数占一半以上。

从历史上看,科技翻译不仅数量众多、内容广泛,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邹振环(1996)的《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百种译作》为例,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各种译作进行了评价,并以社会影响为标准,选取了一百种译作。“翻译的选择标准首先是,它是一部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影响的杰作,如《几何原本》、《圣经》、《新工具》、《公民契约论》、《法律意义》、《海陆虎天录》、《原始富裕》、《悲惨世界》、《物种起源》、《少年维特》、《约翰·克利斯朵夫》、《共产党宣言》等。其次,虽然翻译不是一部著名的作品,但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的思想,并在翻译史研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如《国家公法》、《泰西新书介绍》、《天演论》、《美女历险记》、《爱情教育》、《世界家庭》、《苏共简史读本》(邹振寰1966:vi)。 该书所选的100种译文中,大多数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作品,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总体上反映了现代代表性翻译作品的传播、功能和影响。

振兴科学翻译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振兴是指过去的繁荣和现在的孤独。从远处看,我们的前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和资料,可以在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翻译热潮中加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翻译研究的热潮中,从近距离来看,也出现了科技翻译史研究的热潮。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据我所知,中国最大的国家只有最老的李·秋楠教授和其他专攻科技翻译史并出版专著的人。也很少有人研究过科技翻译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4.现代科学与中国翻译

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19世纪科学的分化、专业化和技术化导致了知识的分化和扩展。与此同时,西学通过贸易、传教和殖民传播到国外。翻译在交流中搭建桥梁。此后,中国的工业建设、农业进步、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法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的发展和繁荣都架起了西方的桥梁。

在历史上,一群翻译家被称为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科技专家或新兴学科的创始人。华方恒和徐寿都是我国的翻译家和早期科技专家。他们在科学实验中合作,并以其精湛的工艺而闻名。参考西方书籍和外国航运实体,他们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船和几艘蒸汽战舰。许殷鉴不仅翻译了许多现代科技知识,如电学、声学、天文学、管理学等。,也是中国早期杰出的军工企业管理人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初的传播为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共产党宣言》于1903年由马·吴均在他的文章《社会主义与进化的比较》中首次公开。从那以后,这本书的节选、节选和文言版本相继出版。1920年4月,陈望道花了18年时间才把这本书完全翻译出版。这18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变革的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西方法律在中国近代的翻译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浪潮:从林则徐到丁韪良再到沈家本,到10-20世纪法治的法律翻译活动,产生了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最大成就。法律翻译是前提,法律移植和本土化是结果,法律移植和本土化是法律翻译的目标和价值体现(何华勤2013:2)。

最早传入中国的社会学著作是1902年由章太炎(1869-1936)翻译的日本学者大西竹太郎(Taketaro Onishi)的《社会学》一书。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他的翻译作品是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泉,也是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补充。费孝通的翻译大多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社会学的形成、发展和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发展。费孝通还完成了两部英语翻译作品,为中外社会学家的对话做出了贡献。费孝通早期的翻译活动与他的社会学研究、教学和研究齐头并进。这是研究社会学的重要手段,也是他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大量翻译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上讲,“明末清初西方学者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不在于某种知识,而在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知识。因此,这里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实用和有益的研究,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晚明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对创新感兴趣的反动势力。”(许宗泽1984:100)人们需要“科学方法”来理解世界、改造社会和发展科学。社会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方法”。到1979年,中国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美国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被引入到研究方法体系中。科学主义范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绝对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定性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国(应时,2017)。

由此可见,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变化还是社会运动,无论是学科的建立还是船舶的制造,社会科学翻译和科技翻译都是近代以来我国的先行者。任何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都存在于目标语言系统中,并对目标语言文化产生影响。译者引入新思想、新学科、新技术、新内容、新方法,具有开拓性和可持续性。

五、科学翻译研究方法的历史

“翻译史的写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结构, 可以翻译家为中心, 也可以翻译机构为主线;可以通过翻译思想的变动, 也可以通过翻译运动的兴衰来清理线索。” (邹振环1996:v) 翻译史的写作, 有的追求宏大叙事, 史实的系统, 结构的完整, 包括全史、通史、断代史等, 有的致力于条理的清晰和理论的完备, 如译学理论史、翻译文化史、翻译思想史等;其对象研究领域不仅可以是历史中的译者、译作, 还可以是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出版等。但是, 研究和撰写科学翻译史, 必须跟我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结合起来, 特别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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